第二章(第1/5 页)

一小时后，我们来到元朗郊区的路上。元朗位于新界西北，虽然有发展得非常成熟的市区，但亦有不少保留乡村风貌的地段。这儿没有市区的高楼大厦，房子都顶多只有两层，疏落地散布在狭窄的马路两旁。跟港岛或九龙闹市相比，这儿就像是另一个世界，完全没有香港寸金寸土、地少人多的刻板形象。

我从车窗望出去，沿路看见零星的建筑，有些装潢得像欧式别墅，有些保留了香港古老的中式村屋风格，更有一些只用金属板搭成的临时房屋。这些房子，有些是住宅，有些是冷门行业的办公室，有些是工厂。我们刚刚经过一个兰花种植场、一间小型的塑胶废料回收工厂、一所犬只训练所和一间寺庙。每次到这些区域，我便会想什么时候树木会被砍光，然后土地被高耸的摩天大楼填满。香港是个功利挂帅的社会，机械性的、功能性的发展永远比自然的、守旧的更受重视，久而久之，我们都遗忘了这个城市的本来面貌。

在香港，无论是土地、建筑、政策，还是居民，都被打造成相同的外貌，犹如倒模一样，只讲求效果和作用。土地不够用，便把大海填平，把树木砍掉，然后兴建四十层的大厦。大厦附设购物商场，商场里放一个美食广场，让各个大型连锁食店进驻。居民如积木般嵌进这些四十层高的箱子里，每天依靠铁路，往返市中心的商业区，出卖劳力和智慧。下班回家经过住宅楼下的商场，便到恒久不变的大型超级市场购买日用品。遇上假日，便到这些商场中的电影院看一出戏，或是约朋友到戏院旁的卡拉OK唱三小时的流行歌曲。小孩子上学学习相同的知识，目标是挤进大学，而在大学里无论学习什么科目，目标也是成为下一批塞进那些四十层箱子的积木之一。

真是一成不变啊！

所以，我对选择住在郊区的人有种莫名的亲切感。我是个被现实束手就擒的家伙，无法逃离这个刻板的社会，可是我由衷地羡慕打破这种宿命的人。吕慧梅选择移居这儿，我想，她也是想逃离那个硬邦邦的格子般的环境，决心忘掉惨剧，重新开始人生。

阿沁一边放慢车速，一边探头张望。我循着她的目光，看到一个写着“小桥下路”的路牌，她说：“找到了，这边的路我也不熟。”

我们把车泊在一个破旧的巴士站对面，沿着小径往山上走。小径两旁都是斜坡，长满高壮的树木，对于生活在香港市区的人来说，这儿就像深山般陌生。走不了两分钟，我看到一片平地，有一幢两层高的旧式平房坐落在矮树之间。

“呜……汪！”一阵低沉、从喉头发出的吼叫传来后，接下来是一连串急促的狗吠声。两头差不多有半个人高的大狼狗，在铁栅栏后怒目而视。还好栅栏够高，不然它们应该已经扑过来，噬住我和阿沁的手臂。

“阿宝！阿乐！Stop！Sit！”平房的大门打开，一个身穿蓝色裙子的女人喝止了两条大狗，经过庭园来到栏栅的闸门前。

“是吕女士吗？”阿沁拿出名片，隔着栅栏说，“我是《FOCUS》的卢沁宜，早几天跟你约好……”

“我正在等你呢。”吕慧梅浅浅一笑，打开大闸。这个女人便是吕秀兰的姐姐吗？我似乎对她的样子有点印象，却不大认得，也许曾在报告中看过她的照片。她的样子和妹妹不大相似，不过眉毛和妹妹有点像，而且她应该四十岁了，看样子却仍很年轻，光这一点便和吕秀兰有够像吧。

“这位是？”她看着我。

“他是许友一警长，是当年的案件调查成员之一。我邀请他一同接受访问。”阿沁回答。我微微点头。

吕慧梅似乎皱了一下眉，她大概没想过有我这个不速之客。对案件受害人的家属来说，警察也是勾起痛苦回忆的人物之一吧。不过她很快恢复本来的微笑。

吕慧梅深深躬身，说：“谢谢您，我妹妹和妹夫泉下有知，也会感谢您替他们缉拿凶手。”

“不、不要客气，只是分内事。”

“请两位进来吧。”

我们走进房子，大厅的装潢很优雅，即使外表老旧，室内却和市区一般住宅没大分别。事实上，这么大的房子，在市区大概要花好几十倍租金吧。客厅左面的墙上挂着几个木质手工艺术品，右边的架子则放了好些异国情调的装饰物，像欧洲式的玻璃瓶、日本的木娃娃、称为“菲律宾魔杖”的棍棒、不知道来自中亚还是中东的银匕首，以及我看不出产地甚至用途的抽象摆设。吕慧梅似乎是个曾周游列国、见多识广的女士。

在放满纪念品的架子旁，有一张书桌，桌上有一些散乱的纸张、文件、书本，以及一台白色的笔记本电脑。我好奇地瞄了一眼那些书的书脊，似乎是一些工具书，有英法双译的字典、德汉双解词典、世界地图、欧洲城市图鉴之类。还有些我看不出来，因为上面写着外文，我猜是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书籍吧。

我和阿沁坐在沙发上，吕慧梅送来咖啡，再坐在我们的对面。今早醒来我只喝了一瓶矿泉水，这杯咖啡来得正好。

阿沁放好录音笔，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笔记簿，说：“吕女士，这个访问的目的主要是让公众知道林建笙事件后，相关人物都能重拾生活，如果访问过程中有什么地方令你不快，请你坦白告诉我。”

“都已经这么多年，要放下的都放下了。”吕慧梅仍挂着微笑，喝了一口咖啡。

“许警长，当我们谈到案子时，请你随便插话，不用太拘谨，我之后会好好整理访问内容。”我向她点点头。

“先请吕女士自我介绍一下吧，”阿沁边写边说，“吕女士是东成大厦命案死者的家人，亦是案件的发现者。事件发生后，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呢？”

“我本来住在东成大厦七楼，当年租住那个寓所也是为了跟妹妹一家人互相照应。案件发生后，我便迁出东成大厦。我原先在一家美国旅游杂志社的香港分社工作，搬家后便辞职了，在家里当翻译，替一些出版社翻译外文书籍和文章之类。”

我没猜错，书桌上的果然是外语词典。阿沁的笔杆不住摇动，左手偶然拨弄耳边的头发，专注地笔录吕慧梅说的话。

“那件案子令你辞职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不，”吕慧梅笑着摇头，说，“我辞职和搬到这儿跟案件无关，是另外一些理由。如果您以为我因为事件而失去对人的信心，躲在郊区一角便错了。这儿虽然偏僻一点，但空气好，亦十分清静，对城市人来说环境简直无可挑剔吧？”

“这个也是。”我点点头。

“林建笙在逃亡时令多人死亡，后来死伤者的亲属入禀法庭，以民事途径向林建笙的家人追讨赔偿，我知道吕女士你并没有加入他们，是什么原因？”

“我觉得，凶手所带来的苦痛已经够多了。如果不能及早放下，只会被噩梦缠绕。而且，林建笙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一人的罪行，追讨赔偿，不是会把他的家人拖下水吗？凶手已经折磨了很多人，我不想反过来去折磨与事件无关的人。”

“那么说，你反对向凶手索偿？”

“不，”吕慧梅认真地说，“我认为法律赋予市民追索的权利，这是他们应得的，我不反对。这只是我个人的选择，当时我希望远离事件，这样才可以早一天恢复本来的生活。”

阿沁点点头，又说：“事件发生后，有议员提出加强出狱犯人的监管，林建笙是个惯犯，有多次的伤人记录，所以不少人认为如果政府加强释囚的管理，林建笙事件便不会发生。你认同这说法吗？”

吕慧梅苦笑一下，说：“这不过是事后孔明罢了。因为一个独立事件便引申至整个情况，任何人也知道是多么的无稽。与其加强释囚的管理，不如加强犯人的心理辅导，确保他们出狱后能融入社会吧。”

我觉得这个吕慧梅很不简单。虽然事隔多年，但一般人提起这样的惨剧，也会迟疑一下，尤其是目睹家人遇害。不过，说不定她现在侃侃而谈，当年也一样哭过恨过，只是时间磨光了她的怨怼，有某些事情令她坚强起来。

阿沁围绕吕慧梅的生活、对政府的意见、受害人的想法等话题打转，偶尔也问我的意见，但我对这些项目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只好回答一些公式化的答案。

“汪汪！”屋外突然传来吠声，可是不像我之前听到的那种敌对的声音，倒像是愉快的吼叫。

“妈，我回来了！”大门打开，一个背着背包的小女生走进玄关。这个女孩子扎了马尾，穿着一袭白色连身裙，看来大约十岁，是个小学生。她看到我跟阿沁，很有礼貌地点点头，向我们打招呼。

“小安，妈今天有客人，你回房间吧。午餐我们叫外卖比萨好了。”吕慧梅对那个叫小安的女孩说。

“好耶！午餐吃比萨！”小安露出灿烂的笑容，走上楼梯往二楼走去。

“她逢星期天上芭蕾舞课。”吕慧梅跟我们说。

“吕女士，原来你有女儿吗？”阿沁问道。

吕慧梅点头微笑，说：“是……是的。”

“那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吧，”我插嘴说：“她是郑咏安，你的外甥女。”

“不愧是刑警先生呢，一眼便看穿了。”吕慧梅尴尬地笑着，说：“她便是我妹妹的女儿，秀兰死后，我便收养她了。”

“她不是叫你‘阿姨’而是‘妈’？”我问。

“妹妹和妹夫死时，小安只有四岁，整天嚷着要找妈妈，于是我扮成她妈妈的样子，她才安静下来。后来她习惯了叫我‘妈’，我也觉得无所谓了。”